今年8月，约50人来到马萨诸塞州农村的格林菲尔德社区学院，听两名民主党人为争取一个州众议院席位发表竞选陈述。审计问题、医疗、农业政策、学校经费——都是初选论坛的常规议题。随后，台下有人问：对于孤独流行病，候选人究竟打算怎么做？
两人都早有准备，而且想到了同一个思路：人们需要可以碰面的地方。《格林菲尔德记录报》对此的报道记录了8月20日的这场论坛，文中没有任何统计数字，只有候选人回答选民提问，而这恰恰让它成为一个有用的切面。孤独过去被当作私人感受。在这里，它和审计、学校预算并列，成了清单上的又一项议题。
那么，一个健康警告是如何变成竞选议题的？到目前为止，又有谁真正做了些什么？国会有法案，犹他州有决议，还有一系列研究把孤独与投票行为联系在一起。但资金少得可怜，也还没有证据表明其中任何一项措施有效。下面我们来看看，这些法案、研究和资金缺口究竟说明了什么。
简要回答
孤独流行病在2018年进入政府议程：那一年，英国任命了全球首位孤独事务大臣。日本于2021年设立了自己的职位，美国卫生总监于2023年发布流行病公告，世界卫生大会则在2025年通过了一项决议。目前美国有三项法案待审，其中唯一获得两党共同提案的一项，处理的是测量问题。
八年：从私人感受到政府职责
2018年以前，没有任何国家设有孤独事务大臣。八年后，这一理念已从伦敦传到东京，再到世界卫生大会和美国参议院。
英国率先行动。2018年1月，特雷莎·梅（Theresa May）任命特蕾西·克劳奇（Tracey Crouch）为全球首位孤独事务大臣。日本于2021年2月跟进。这个亚洲强国设立了孤独·孤立对策室，并任命了本国的专职大臣，成为第二个这样做的国家。两个政府、两位大臣，一个共同的前提：孤独是公共政策问题，而不只是家人和朋友之间的事。
美国则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。2023年5月，卫生总监维韦克·穆尔蒂（Vivek Murthy）发布公告，宣布孤独与孤立已成流行病，并呼吁制定一项促进社会联结的国家战略。同年，日本通过了《孤独·孤立对策推进法》，该法于2024年4月生效，要求地方政府采取行动。
2025年，节奏明显加快。犹他州于3月通过了决议。两个月后，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首项关于社会联结的决议；6月，世卫组织社会联结委员会发布报告，阐述了问题的规模。到了2026年6月，参议员克里斯·墨菲（Chris Murphy）在参议院重新提出两项法案；到8月，这个话题已经进入马萨诸塞州农村的一场初选论坛。
这一规律值得留意。每一步都建立在前一步的基础上：先是一位大臣，然后是第二位，接着是公共卫生警告，再到法律、决议和法案。每一步都源于对问题的承认，没有一步是因为已经掌握了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。
信息图1：八年间，孤独成了政府的一项职责
孤独的人投票方式不同，而且影响并不小
为什么孤独是一个政治问题，而不仅仅是健康问题？主要是因为一项尚未在主流孤独政治报道中引起太多关注的发现：孤独似乎会改变人们的投票方式。
这一发现来自2025年1月发表在《社会科学与医学》（Social Science & Medicine）上的一篇论文，研究旨在检验更孤独的人是否更倾向于民粹激进右翼。作者以25种不同方式进行了统计检验，覆盖九个国家的四个人口样本，共计40,852人。仅荷兰数据就贡献了其中15项检验，最早可追溯到2008年。德国另外贡献了两个样本，奥地利、克罗地亚、丹麦、法国、匈牙利、瑞典和瑞士各接受了一次检验，均使用2017年的数据。
在荷兰，所有检验的方向都一致：在全部15项检验中，更孤独的人都更可能支持民粹激进右翼。其中11项达到统计显著性，比值比在1.1到1.38之间。丹麦也越过了门槛，比值比为1.2（90%置信区间1.01–1.42）。其余七个国家单独来看均未达到显著性，作者也坦言这些检验的统计效力不足。因此，把它当作一项“九国发现”，是夸大了这九个国家实际呈现的结果。
论文中有一项比较值得注意：作者指出，这些效应量与孤独和高血压、心脏病、抑郁之间已知的关联大致相当。换句话说，孤独对一个人投票的预测力，大约与它对血压的预测力相当——对立法者而言，这更像是一个温和的结论，而非戏剧性的结论。它描述的并不是某个可识别的摇摆选民群体，而是表明孤立在选举数据中呈现的影响量级，大致与健康研究者早已认真对待的量级相当。
“孤独与政治极端主义”这个说法需要谨慎使用。1.1到1.38的比值比并不大。它们描述的是整个人群中一种轻微的倾向，而不是适用于任何个人的画像，这项研究也丝毫没有暗示孤独的人构成危险。
此外还有因果方向的问题：也许是孤独的人更容易被承诺归属感的政党吸引，也可能是某些政治倾向本身就让人疏远了亲友，从而变得更加孤独。2025年发表在《行为科学新观点》（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）上的一篇综述对此直言不讳。它称确立因果关系“存在问题”，并表示需要更好的长期数据。任何声称孤独导致激进化的说法，都夸大了现有证据。
雪城大学政治学家沙娜·加达里安（Shana Gadarian）提出了一种可能的机制：她认为，面对面的接触会强化文明政治行为的规范，而一旦你和意见相左的人当面交谈过，就更难把对方妖魔化。这只是一种理论，而非研究结论，但这也是这一话题在政治圈中反复出现的原因之一。
一把双刃剑的发现：他们也可能根本不投票
同一篇发表于2025年《行为科学新观点》的综述还补充了一个演讲中往往略过的细节。长期孤独既与投票支持激进右翼民粹有关，也与弃权有关。疏离是另一种结果。
就孤独与民主而言，这两种结果的影响方式不同。一种描述的是带着更多愤怒、更少信任去投票的人；另一种描述的是根本不去投票的人。无论哪种情况，民主制度都会有所损失，因为它依赖于人们感到自己属于比自家小家庭更大的群体。
弃权这一发现也让两党都乐于接受的说法变得复杂。双方都可以把激进右翼的结果当作对方选民陷入困境的证据。而弃权对哪一方都没有好处。它表明，孤独会降低整个选民群体的参与度。
这篇综述的审慎态度在这里同样适用：它指出因果问题仍无定论，并呼吁获取更好的长期数据。尽管如此，这一规律呼应了公民思想家数十年来的一个论点。罗伯特·帕特南（Robert Putnam）在2000年出版的《独自打保龄》（Bowling Alone）中提出，随着俱乐部、联赛和宗教团体日渐萎缩，民主所依赖的信任与参与习惯也随之衰退。新研究并不能证明他是对的，但它确实为他所描述的部分现象提供了数字。
这两种结果都无法在投票站简单解决。二者都指向人们生活、工作和相遇的环境，而格林菲尔德的候选人正是从这里寻找答案。
三项法案，而两党共同支持的那一项分文不花
美国政府在应对孤独方面做了什么？比几年前多，但几乎都还没有成为法律。
导火索是卫生总监关于孤独流行病的公告。2023年5月，维韦克·穆尔蒂宣布孤独与孤立已成流行病，并呼吁制定一项促进社会联结的国家战略。这份公告没有附带任何资金。
目前国会有三项法案待审。搜索“克里斯·墨菲孤独法案”的人会找到两项，都由这位康涅狄格州民主党人于2026年6月17日重新提出。《社会联结国家战略法案》（National Strategy for Social Connection Act）将在白宫内设立一个常设的社会联结政策办公室。该办公室将就孤独与经济、公共卫生、国家安全和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向总统提供建议。它将组建一个涵盖交通、住房、卫生、教育和劳工领域的咨询委员会，并发布类似睡眠、营养和身体活动指南的国家社会联结指南。
第二项法案是《应对老年人社会孤立与孤独法案》（Addressing Social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in Older Adults，简称SILO Act），它承载着资金。两项法案的分工值得注意：战略法案搭建架构、提供指导，而SILO法案才是那项会把钱拨给地方组织的法案。从2026年到2031年，它每年向地区老龄机构和社区组织提供6,250万美元，另每年向美国疾控中心（CDC）提供500万美元，用于孤独与社会联结研究。
社会联结基金会行动网络（Foundation for Social Connection Action Network）已表态支持该法案。墨菲把社会孤立描述为贯穿“绝望之死”、青少年社交焦虑和政治极化的一个问题，并称这场危机“超越了传统的政治界限”。
第三项法案是《2025年改进孤独与孤立测量法案》（Improving Measurements for Loneliness and Isolation Act of 2025，S.3431）。它由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皮特·里基茨（Pete Ricketts）和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参议员玛吉·哈桑（Maggie Hassan）提出，众议院还有一项配套法案H.R.1305。它是三项法案中唯一由两党共同提案的，而且不为任何事项拨款。它责成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召集一个工作组，统一孤独与孤立的定义和测量方式。
表1 — 国会实际在审议什么
| 法案 | 提案人 | 主要内容 | 资金 |
| 《社会联结国家战略法案》（National Strategy for Social Connection Act） | 墨菲（民主党-康涅狄格州） | 白宫社会联结政策办公室；咨询委员会；国家指南 | 疾控中心研究经费，金额未明确 |
| 《应对老年人社会孤立与孤独法案》（SILO Act） | 墨菲（民主党-康涅狄格州），此前与凯西（Casey）联合提出 | 向地区老龄机构提供拨款 | 每年6,250万美元；疾控中心每年500万美元，2026–31年 |
| 《改进孤独与孤立测量法案》（S.3431 / H.R.1305） | 里基茨（共和党-内布拉斯加州）+ 哈桑（民主党-新罕布什尔州） |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工作组，统一定义与测量 | 未规定 |
唯一一项两党共同支持的法案，是关于测量的那一项。
为什么就定义达成一致才是难点
如果没人能就如何统计孤独达成一致，孤独还算是公共卫生问题吗？里基茨–哈桑法案正是因为这个问题而存在。它把两个定义写入法律条文：孤立是“客观上缺乏社会关系”，孤独是“一种感到被孤立的主观感受”。前者可以通过询问一个人和谁见面来测量；后者只能通过询问本人来了解。
这一区别对孤独公共卫生政策很重要，因为阈值不同，答案就不同。在日本的一组数据中，被算作孤独的人群比例是4.5%还是37.7%，取决于界线划在哪里。在措辞完全相同的问题下，日本报告的比例为5%，加拿大为14%，但这一差距中有多少是真实的，仍然很难说。没有公认的测量标准，政府就很难决定该资助什么，也很难判断自己是否取得了进展。
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两党都签署的是那项测量法案。承认问题存在是容易的部分。决定在这上面花多少钱是后面的事，而分歧很可能就从那里开始。
犹他州把孤独列为优先事项，拨款0美元
各州议会也开始行动，而州一级的孤独立法以更小的规模呈现出同样的规律。犹他州在2025年3月的常会期间通过了参议院第4号共同决议（SCR 4）。提案人是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布雷迪·布拉默（Brady Brammer）和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史蒂夫·埃利亚森（Steve Eliason）。该决议承认孤独和社会孤立是至关重要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。它敦促个人建立人际关系，设立了“犹他社区健康日”，并以2023年卫生总监公告作为依据。
随法案印发的摘要中有一句话，很能说明政策的现状：“本法案拨款金额：无。”
于是，一个保守州里由共和党人提出的决议，正式把孤独列为公共卫生优先事项，却没有附上一分钱。文本用的是“优先事项”而非“紧急状态”，但无论哪种说法，承认与资源之间的落差都是一样的。
准确理解犹他州通过的是什么很有帮助。SCR 4是一项共同决议，而不是法律。决议表达的是立法机构的看法。它不设立项目，也不花钱，所以说犹他州通过了一部孤独法律是错误的，而这一区别正是关键所在。
犹他州是迄今为止美国孤独政策的一个恰当缩影：承认问题、援引卫生总监的公告，却没有预算科目。墨菲的SILO法案至少写明了金额，尽管尚未通过。两种情况下的跨党派支持都是真实的：犹他州有共和党主导的决议，华盛顿有共和党与民主党联合提出的测量法案。在一项附带资金的法案获得通过之前，这个国家基本上仍处于“承认问题真实存在”的阶段。
设有大臣的国家报告的孤独最少。但要谨慎。
比较各国政府的孤独政策，会发现一个规律。在以完全相同措辞询问孤独问题的四个国家中（经合组织，2023–24年），设有国家孤独事务机构的两个国家，报告“经常或总是”感到孤独的人群比例最低。日本为5%，英格兰为7%，而美国为12%，加拿大为14%。
表2 — 政策状况与孤独发生率对照
| 国家 | “经常或总是”感到孤独 | 国家孤独事务机构 |
| 日本 | 5% | 有，自2021年起 |
| 英格兰 | 7% | 有，自2018年起 |
| 美国 | 12% | 无——已提议设立 |
| 加拿大 | 14% | 无 |
来源：发生率数据来自经合组织（2025）；政策信息来自各国政府资料。
仅为相关性：没有研究证实政策造成了这一差异，而且两个部门都是在问题被认识到之后才设立的。
对于关注英国孤独事务大臣历史的人来说，故事始于为纪念议员乔·考克斯（Jo Cox）而成立的乔·考克斯孤独委员会。2018年1月，特雷莎·梅任命特蕾西·克劳奇为全球首位孤独事务大臣，并称这一问题是“现代生活的悲哀现实”。日本于2021年2月跟进，设立了孤独·孤立对策室并任命了本国大臣。2023年通过的一部法律于2024年4月生效，要求地方政府采取行动。
美国有孤独事务部长吗？没有。最接近的，是墨菲的法案拟在白宫设立的那个办公室。
但这里有个陷阱。加拿大的比例是日本的2.8倍，这很容易让人把功劳归于这些部门。数据并不支持这种结论。两个机构都是在问题被认识到之后才设立的，因此因果箭头可能恰恰相反：建立社会孤立政策体系的国家，可能本来就拥有更紧密的社会纽带或更好的数据。
日本自己进行的五轮全国调查显示，在设立大臣和出台法律之后，孤独水平自2021年以来一直持平。这一比较还建立在不稳固的测量之上，因为只有这四个国家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提问，而且正如里基茨–哈桑法案所表明的，定义至今仍未统一。没有研究证实政策造成了这一差距，这也是为什么下图特别标注了一条提示。
信息图2：设有孤独事务大臣的两个国家，孤独比例最低
候选人实际提出了什么：第三空间、公共交通、步行友好
回到格林菲尔德，候选人的回答是务实的，而不是统计性的。“我们已经失去了与邻居相互联结的公共广场。”洛拉·沃恩多洛夫斯基（Lora Wondolowski）在论坛上说。她还补充道，人们变得如此害怕冒犯彼此，以至于干脆不再交流。
科琳·科里亚特（Corinne Coryat）的角度更具体：市中心适宜步行的住房、区域公共交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记录报》描述两位候选人都对答如流、毫不迟疑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数据点。这个问题已经不会让任何人措手不及了。
两人描述的，本质上都是社会学家雷·奥尔登堡（Ray Oldenburg）所说的“第三空间”：既不是家，也不是工作场所，人们会在那里不期而遇，比如咖啡馆、图书馆或公园长椅。
第三空间正是每当讨论孤独时，步行友好性总会被提起的原因。哈佛大学“让关爱成为常态”（Making Caring Common）项目的理查德·韦斯伯德（Richard Weissbourd）及其同事把孤独视为社区纽带整体减弱的一种症状，这正是以场所为基础的解决方案背后的逻辑。
时间使用数据支持了“某种东西正在变得稀薄”的感觉。美国劳工统计局2026年6月发布的美国时间使用调查（American Time Use Survey，ATUS）显示，2025年美国人每天用于社交的时间为35分钟，低于2015年的41分钟。与此同时，在某一天有任何社交活动的人群比例从38%降至30%。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“健康心智”民调（Healthy Minds Poll）于2024年1月10日至12日对2,200名美国成年人进行调查，发现30%的人至少每周感到孤独一次，10%的人每天都感到孤独。
这种共识未必能够持续。孤独政策的不寻常之处在于，它目前不涉及党派之争；然而第三空间、步行友好、公共交通和公共图书馆都是存在争议的支出类别，而格林菲尔德的候选人恰恰提到了这些。在问题本身上达成一致不需要任何成本。这种共识能否经受住拨款环节的考验，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。
没有人证明过其中任何一项有效
一项有效的孤独政策会是什么样子？至今没有人证明过，而这正是这个领域最大的空白。
规模其实不是问题所在。世卫组织社会联结委员会已在2025年6月30日对此作出定论：全球每6人中就有1人受到影响，每年有871,000例死亡与孤独和孤立相关。这是一个模型估算值，而不是实际清点的死亡人数，所以措辞是“与……相关”。
缺少的是证明这些解决办法有效的证据。英国自2018年起设有大臣，日本自2021年起，但没有任何严谨的人口层面评估表明其中任何一方带来了实质改变。在为本文做调研时，我们专门查找过英国政府对2018年孤独战略的评估，但始终没有找到。如前所述，日本的五轮全国调查显示，孤独水平自2021年以来一直持平。
世卫组织呼吁建立一项社会联结指数，部分原因正是测量体系尚未到位，这又把讨论带回了里基茨–哈桑工作组。用一个没人认可的数字来评估一项政策，是很难的。
因此，全貌是这样的：有充分理由认为孤独很普遍且与更差的结局相关；办公室、法案和决议越来越多；但关于什么能减少孤独的证据却极少。没有评估，为老年人提供的拨款、适宜步行的市中心和一份国家指南，都只是押注。它们也许是不错的押注，但都未经检验。内置评估机制的试点项目会有所帮助，先统一测量标准也同样会有帮助。随之而来的政治问题是：当有人必须编制预算时，今天的共识还能维持吗？
常见问题
哪些国家设有孤独事务大臣？
英国于2018年1月任命了全球首位孤独事务大臣。日本于2021年2月跟进，随后又以一部于2024年4月生效的法律为这一职位提供支撑。根据所查阅的资料，没有其他国家设有专职大臣。世界卫生大会2025年5月关于社会联结的决议确立了全球方向，但并未在任何地方设立部长级职位。
孤独会影响人们的投票方式吗？
研究表明存在温和的关联。在九个国家的40,852人中，更孤独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民粹激进右翼政党，其中荷兰数据显示得最为清楚。没有任何证据确立因果关系，而且一篇2025年的综述还把长期孤独与根本不投票联系在一起。
美国在做什么？
在联邦层面，似乎还没有任何措施成为法律。参议员克里斯·墨菲重新提出了两项法案，另有一项两党共同提出的测量法案待审。出人意料的是，2023年的卫生总监公告没有附带任何资金。
孤独是党派问题吗？
目前不是。犹他州由共和党人提出的决议和里基茨–哈桑法案都表明，两党一致认为这个问题真实存在。一旦涉及资金，分歧就更可能出现，因为公共交通、步行友好和图书馆在预算中本来就争议不断。
政策真的能减少孤独吗？
没有严谨的评估表明某项国家战略在人口层面降低了孤独水平，日本的调查结果自2021年以来也一直持平。世卫组织希望建立社会联结指数，部分原因就是现有的测量过于零散，无法判断什么有效。
编者按：本文涉及激进化问题，并在边缘处触及政治暴力，因此只讨论经过测量的相关性，不对任何群体作出因果断言。这些研究描述的是整个人群中易感性的细微差异。任何内容都不应被理解为孤独的人具有危险性。